孙红昺
古书里记载战争中的歼敌数字,有些是显然不合理的,其中颇有夸大之嫌。某些问题,古代史学家已提出怀疑,但对夸大数字的各种原因,尚少深入的探索。近读《三国志》,发现一点有关歼敌统计数字的秘密,某些疑问,似可有个接近实际的答案了。在《三国志·魏书·国渊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国渊字子尼。太祖征关中,以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太祖大悦。
这段话很值得研究,它揭露了当时战绩统计的一个秘密,凡破贼文书中的歼敌数字都是“以一当十”,夸大十倍以宣扬武功,鼓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且这是一种“旧例”,即不是汉末才有,而是固有的宣传惯例了”。因此,国渊上报的“首级”只是实数,未加扩大,(太祖)曹操反以为怪了。国渊未扩大十倍是否反对这种旧例呢?不。他只是认为要从宣传的实效出发。“内寇”不宜夸大,“内寇”愈多,愈证明内政不善,人心思叛。夸大战果政治上不利。如果征讨“外寇”则国渊也不反对“以一当十“的宣传作用的。后人读史就不能不知道这种宣传惯例。
按此例来研究一些汉末三国时期的战役歼敌统计,就会发现一些“以一当十”的实例了。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曹操大败袁绍于宫渡。“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裴注引《献帝起居注》说:“绍与子谭轻身逃走,凡斩首七万余级,辎重财物巨亿。”又同书《袁绍传》说:“绍众大溃,绍与谭单骑退渡河,余众伪降,尽坑之。”裴注引张璠《汉纪》:“杀绍卒凡八万人。”
以上两书,一说“七万”、“八万”。而曹军人数则只有“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即以七八千之众,尽杀所虏袁军七八万人。很不可信。对此,裴松之在注中已提出疑问说:“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曹军)不能甚少。将纪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实录也。”裴松之指出这个歼灭袁军七八万人不是“实录”,是正确的;指出曹军偏少也是对的。但忽略了所杀袁军数字是夸大的。汉末人口情况,大郡六十万,中郡四十万,小郡才二十万。一下杀掉小郡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强,不太可能,而且袁军的实力,很快就恢复了。据《武帝纪》:“次年四月,绍归,复收旧卒,攻定诸叛郡县。”可见袁绍兵卒溃散在外者甚多,并未被曹操杀掉七八万。故可知《献帝起居注》、《汉纪》都是按旧例的扩大十倍来计算的。曹军所歼灭的袁军当是七、八千人。如曹军以不足万人之众歼敌近万(尽坑之数),另有杀伤数、溃逃数未计,这也是非常大的胜利。
我们再用此法来研究另一次战役。魏文帝(曹丕)时,张既平定凉如胡人,当时战报的歼敌数字也是“以一当十”的。《张既传》载:
凉州卢水胡反,张既遂渡河,贼七千余骑逆拒军于鹯阴口……既遂前军显美,胡骑数千,因大风欲放火烧营,将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为伏,使参军成公英督千余骑挑战,敕使阳退。胡果争奔之,因发伏截其后,首尾进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帝甚悦。
这是一次战斗中的斩获。双方兵力情况如下:胡骑总数七千守于鹯阴口。欲来放火烧魏军营垒者是其中大部分——数千(3—5千)人;魏军约五千,骑兵余骑,精卒三千人。即双方参战者各不过五千人左右。胡骑中伏大败而逃。骑兵行动迅速、步卒追击不易。不可能全歼,全歼亦不上万。魏军以五千之众歼其二三千骑,已是重大胜利。所记“斩首获生以万数”的“万”字,当是扩大十倍。以“千”数则符合事实。以此印证《国渊传》中征外寇扩大十倍的说法,可知当时确有此成例。
以上三例足以说明汉末三国之际,战争中破贼文书的歼敌数字颇有夸大者。如载之史书,后人常以为是事实,确实误人。但是否每一战役统计都有夸大,则还要具体分析。如国渊本人就是如实上报战绩的。但我们知道有此惯例,在研究汉代的战绩统计时,就不会轻易相信。对歼敌的数字应会作一番实事求是的推敲,而不致上古人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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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史书”也有吹牛注水的成分。毕竟当时的人们很少批判性思维,前方怎么说史官就怎么记。至于前方说的真不真,抱歉我不关心。
假如从武器上说,古代武器的杀伤效率有多高实在令人怀疑。就好像文里所说的几千破几万,哪怕是用现代的钢道具砍骨头也很快就钝了,更何况以前的铁甚至铜兵器。10倍的人哪怕排着队让你砍你都砍不过来,更别说他们还会抵抗,还会跑。很多时候,军队为了贪功直接拿平民的首级来充数,但在史书记载上却是直接当杀敌数的,所以看起来很多战役的伤亡数字会让人觉得不够真实。
更别说按照古代战史记录的那样来杀人,人早就死光了。古代鉴于医疗条件的落后,一点小伤小病就死人,在欧洲哪怕是到了17世纪,生下来的3个孩子中只有一个能活过5岁的,中国哪怕情况比他们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所以我转这文章说的杀敌数是注水肉,我觉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