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国民党方面以7个师8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围圈，企图歼灭新四军。但项英还没有下定决心按时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顽军围攻，他的思想还在撤和不撤两者之间打圈圈。叶挺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心情极其难过，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
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1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11月30日，毛泽东做了如下分析：“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1940年12月，皖南的形势日趋严峻，项英急电中共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
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这个批评深深震动了项英。叶挺作为军长，在新四军收到中共中央严历批评后，感到惭愧，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项英极力劝解，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
最终的突围路线是按照项英提出的方案走的。由于转移时间和转移路线都是在受到党中央批评之后临时决定的，因而全军的序列编组和政治动员也都显得很乱。这时我皖南部队共有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新四军前进到茂林地区时，已经进入国民党顽军袋形包围圈之内。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顽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终于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得已经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
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之后，叶挺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 最后突围出去的总共有1000余人。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项英、袁国平、周子昆3人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项英与周子昆携带着作为新四军经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他们在一个叫蜜峰洞的山洞中熟睡时，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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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评论：
1940年发生的皖南事变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悲剧。
它本可以避免，如果新四军政令、军令统一，由叶挺全权负责新四军的作战指挥而不加以掣肘的话，以叶挺的军事才干，应该不至于演成皖南事变的惨剧。或负责军事的叶挺和负责政治的项英能够亲密无间的合作的话，也不会有皖南事变的悲剧。皖南事变的发生除了蒋介石的精心设计外，就是不懂军事的项英大权独揽，面对复杂的军事局面和战场上稍纵即逝的战机，项英根本就无法把握。加上项英对来自中央的正确决定在执行时，不是打折扣就是犹豫再三。虽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假如没有皖南事变，叶挺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又一大元帅，毕竟陈毅在新四军那会，还是叶挺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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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裆指挥 金币 +6 发帖辛苦啦！ 2012-3-16 09:16

你以为党内都是一团和气的吗？

不过KMD够废优势占尽还打成这鸟样

皖南事变给我党我军造成的悲剧和损失是巨大的，是难以弥补的。而且，对新四军和叶挺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难以弥补的损失。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或者很少能够从根本地深刻去分析事变发生的原因，或者是新四军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次事件，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其实源头很简单，就是中央任命了一个错误的人，就是不怎么懂军事的项英，而且还把大权全部放在他手里，造成他大权独揽。项英是老红军，是党内的老人，也是老井冈山的人，是老毛的嫡系，但比较左，不够灵活，原则性太强而灵活性不够，遇到事情比较死板，而且比较固执，再加上他不怎么熟悉军事，更没有打仗的魄力和勇气。当时叶挺由于脱党过，当时也不是党员，所以，在这样左的项英面前，党的会议参加不了，而军事上的一些重大决定，却都是在这样的会议上定的，没有军长的份，把这位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和为党工作激情的人晾在了一边，等于把他排空了，哪有这样的事情。而对此，老毛处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对这些不好的苗头没有加以遏止，也不采取有效措施把两人调离开，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应该说，事变老毛应该赋有很大的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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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裆指挥 金币 +10 回复认真 鼓励 2012-3-16 14:59

所以军政要统一，皖南事变告诉我们的是领导体制的失误，体制的不完善不健全就会有分歧这很正常。

历史都已经过去了 GCD也从失败的过去中吸取了经验教训 最后得到了天下，可惜的是叶挺将军 英武一生 到最后走得让人惋惜

皖南事变在KMT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还能让新四军突出千把人，可见KMT的水平

摘自维基

该事变发生于民国30年(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共产党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一般认为，此事件起因为此前黄桥事件。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只听命于延安的共产党。毛泽东曾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1]：......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

邓子恢在《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星火燎原》第六卷第三九四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 ）中记载:......要建立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单靠新四军现在江北的四、五支队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少奇同志在淮南反摩擦以后便向中央提出建议：如果我们要向东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最大障碍是顽军韩德勤。韩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号称十万，声势不小，要扫除这个绊脚石，全面解决苏北问题......

所以新四军在扩充势力的过程中，不时与同一战区的国民革命军发生武装冲突。1940年10月初，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突袭江苏北部的黄桥，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的国民革命军部队措不及防，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投河自尽，国民革命军万余人伤亡，本来仅驻安徽的共产党新四军，控制了江苏部分省境。

同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黄桥事件的再度发生，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1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毛泽东覆电后，共产党新四军并未如晧电及共产党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共产党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苏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受共产党党中央认同。

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军40师与共产党军队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除此，中共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地云岭，并不按中共中央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12月9日，蒋中正下令反击。

(这是哪门子的抗日?还没抗日呢，先把政府军万余人杀死杀伤，就为了建立什么“抗日根据地”，真服了TG)

[ 本帖最后由 mysimsyd 于 2012-3-16 15:00 编辑 ]

楼上兄弟的话，我不太赞同。9000人的队伍，被打到就剩千人，这个战果算不错了，在一次战斗中，包围并全歼敌人的情况毕竟是少数，包围圈再死，也会有一些纰漏，突围出少数人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这次事件，让新四军元气大伤，国民党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皖南事变说白了就是新四军为了阔张势力与国民党争地盘

如果有zf能容忍这样的军队的存在，那他的领导人可是大条的可以。皖南事变发生后，一票的人抱怨说是同室操戈、手足相残，但他们先前下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