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军长征胜利及对东北军的三次军事打击，是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走向抗日的重要条件
　　
　　红军长征胜利后，围绕民族是否抗日这一问题，国内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抗日浪潮高涨。而这时的蒋介石仍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东北军进攻红军，致使东北军遭遇到三次军事打击。西安事变的发生应该是民族危亡的加重引起国内政治关系急骤变化的一种表现，与张学良和东北军走向抗日有着直接的关系；而红军长征胜利及对东北军的三次军事打击是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走向抗日的重要条件。
　　张学良早期与蒋介石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拥护蒋实行独裁统治。他曾经宣称：若要救国，必须真诚拥护蒋委员长；若要抗日，先要剿共。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渐加重，国内外形势与事态不断变化，使张学良的内心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华北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出卖华北。东北军的利益再次直接受到极大损害，激起了张学良对蒋介石十分不满，强烈要求蒋更改给自己的任务，不打共产党而是打日本人。华北事变后期，蒋介石调张学良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把张学良及东北军与长征到达陕甘宁的红军直接组成对立面。蒋介石想利用异己消灭红军，同时又利用红军消灭异己。可是他没有想到，把愿意抗日的东北军送到走上抗日前线的红军面前，这其实是给红军转化东北军促其共同抗日提供了重要条件，给红军动员国民党军队抗日选择了最好的对象。
　　东北军受命到西北围剿红军，张学良开始小看了经过长征的红军，认为数千红军短期内即可消灭。不料，东北军与红军交战3个月，经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丧失三个师，被击毙两个师长、五个团长，被俘两个团长和4000余人；东北军原20余万兵力仅剩10余万兵力。东北军的失利以及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冷漠使东北军士气大为动摇，也使张学良认识到，追蒋剿共无出路，遂产生“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想法，即联共的思想。张学良的抗日爱国之心随之进一步增强。
　　国民党“五大”后，张学良先后会见了许多进步人士，认识到只有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至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出路。至此，张学良和东北军完成了从剿共到联共、内战到抗日的转变。
　　
　　二、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取得了反蒋默契，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军事保证
　　
　　红军长征胜利并落脚陕北，为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中共利用对东北军作战胜利的基础，根据这两支部队长期存在的强烈抗日爱国的要求，积极主动地对这两支部队做抗日宣传工作。而张、杨二将军为着抗日和本部队出路的需要，也开始主动寻求与共产党和红军建立团结抗日的关系。
　　从1935年11月开始，红军即与东北军秘密接触。1936年4月，周恩来、张学良在延安实现历史性会谈，中共与张学良达成了互不侵犯，内外结合逼蒋抗日的停战协议。中共领导人也给杨虎城将军写信，派人与其商谈联合抗日，双方经过四次协商会谈，也全面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至此，陕、甘地区这三大军事集团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相互间取得反蒋默契，联合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当时国民党中央军还没有进入这一地区，加上这个时候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早在与苏联密切合作，西北发动事变的外部条件相对比较有利。  
　　西安事变发生前，军事形势已大不如前。红军1936年春东征山西前为根据地的陕北大部分地区，以及同年5月西征以后直至宁夏战役进行之初还曾控制过的甘北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这个时候已先后丧失，或沦为游击区。红军主力除一部渡过黄河进入甘西地区以外，近5万兵力几乎全部被压缩在北至盐池、定边，南临洪德、豫旺，西不过惠安堡，东不过安边堡的狭小区域里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虽然还分布在东迄潼关，西抵兰州，北达洪德，南逾秦岭这一广大区域内，但由于汤恩伯率领的十几个团的中央军一度从山西越过黄河进占陕北，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又尾追红军二、四方面军由甘南切入甘北、宁夏，致使西北惟一的交通要道西兰大道被拦腰切断，东北军东西两面暴露在中央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尤其是张学良原计划以甘北平凉及其以西地区作为发动抗日的根据地，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部二十几个团的中央军横阻其中，更是使张学良有如梗在喉之感。
　　尽管形势险恶，要发动这样一次意在影响全国的特大军事政变，身为军事领袖的张学良自然在军事角度也预先有所设计。张学良敢于冒险一试的最主要的资本，一是有蒋介石在手里，南京方面多少总会有点儿投鼠忌器的心理，不致大举冒险攻城，置蒋介石之安全于不顾；二是他自信手里还有20多万军队，可以与南京方面相抗衡，万一西安不守，还可以退向甘肃平凉以西的根据地与其周旋相当时间。当然，把蒋介石扣押下来，谁也不能保证蒋会服软，或南京方面一定肯妥协，何况中央军兵多将广，装备精良，又有飞机大炮，那些黄埔出身的将军们一向轻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打一仗，他们也是绝不会轻易吞下这颗苦果子的。因此，张必须要做战争的准备。
　　这时，在西北的东北军总共有四个军并三个独立（直属）师，总兵力约13万人。而十七路军则有两个师四个旅，兵力约7万人。另红军为三个方面军，兵力将近5万人。三方面力量合计兵力约25万人。这三支军队中，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虽然相对作战能力较弱，但以阵地战阻遏中央军推进，张学良多少还是有信心的，何况还有战斗力较强的红军相配合，因此在他看来，军事上的问题并不是很大。当然，这里的第一步是夺取潼关，利用有利地形拦堵中央军沿大路突进。在这方面，由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部分兵力都集结在西安附近地区，应该能够办到。其次，就是对付西线的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部，一旦他们把矛头转向西安，很可能会切断西安与平凉基地的联系，因而威胁甚大。好在红军主力恰好位于西线，他们在数万东北军的配合下，应该可以挫败中央军的进攻。毕竟，红军曾经不费力气地战胜过东北军，不久前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打败过胡宗南。  
　　
　　三、“三位一体”军事同盟的军事部署及对何应钦“讨逆军”进攻的迎击，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武力基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立即要求红军主力立即南下至环县一带，以便配合西安方面之行动，防止正在向定边、盐池推进的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回师攻陕。毛泽东表示：红军愿意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等中央军的任务，同时特别提醒张学良务必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至平凉之线，将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至潼关之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线留给红军防守即可。中共中央主张迅速由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三人组织“三位一体”军事同盟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建立抗日联军，以便实现统一指挥和部署，并表示愿意遵从张学良的作战部署。
　　事变当日，南京就收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12日下午到13日凌晨，政府要员迅速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制定救蒋紧急措施。会上，政府大员们形成共识：“非采取主动，非用兵不可”[1]，并决定“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2]。何应钦是强力主战派，因此在国民党内部掀起一股讨张救蒋的高潮。而与此同时，接到张学良密令夺取洛阳的东北军驻洛阳炮兵旅旅长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而本来奉命向潼关运动抵抗中央军推进的十七路军一部也开始秘密与中央军接洽，以致中央军樊崧甫部抢在西安方面之前夺取了陇海线的战略要地潼关。甘北之胡宗南等各部中央军这时也得到消息，蠢蠢欲动。西安方面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
鉴于军事情况颇为紧急，中共中央建议张学良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军事组织——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做好迎战准备。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南下，“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而张、杨内部又有许多不稳定成份，南京又在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可以“壮其胆而振其气”。[3]
　　16日，国民党又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会议，作出《关于讨伐张学良之决议》：“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由国府立即下令”；并宣言“政府为整饰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伐讨，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各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４]次日，又任命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三人立即通电全国就职，南京政府出兵西安的行动准备就绪。其实早在15日，何应钦指挥的中央军已由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南京方面的大批飞机开始轮番轰炸潼关至西安线上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毁房上千，炸死军民数以百计。形势对西安力面越来越不利。不击退中央军的进攻，西安事变的要求就无法顺利实现。
　　为支援张、杨部队，预防南京政府“讨逆军”可能发动的进攻，中央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二十八军向宁夏盐池大水坑附近地区出动，以监视和钳制胡宗南军的行动；并根据张、杨的建议，派陕北地方红军接替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收缩兵力后遗留的任务；准备在“讨逆军”向西安进逼时，全部红军迅速南下，协同友军迎击“讨逆军”的进攻。
　　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到达西安的中共代表团，立即与张、杨等爱国人士进行磋商，统一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原则，并确定由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正式形成“三位一体”军事同盟。随后，决定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以一部分兵力抗击和钳制由天水地区向西安进攻的顾祝同西集团军；集中主力在西安以东地区，同由潼关方向西进的刘峙东集团军决战。
　　12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同张、杨商定的计划，中央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组成红军主要突击集团，由环县、盐池、定边地区立即南下，准备配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以东地区与“讨逆军”展开决战。23日，军委又决定，以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马鸿逵钳制胡宗南军等部，待其由大水坑等地南移时，由其翼侧平行追击。
　　早在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的陪同下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进行谈判，达成了“六条协议”；蒋介石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同日，“讨逆军”开始后撤，追击军亦停止了追击。
　　西安事变是军事政变，必须面对强敌的进攻，张、杨二人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东北军、十七路与红军结成“三位一体”军事同盟，进行严密的军事部署，积极应对何应钦的“讨逆军”的进攻，无疑是西安事变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四、事变后，“三位一体”积极准备应对中央军的进攻，是蒋介石未敢贸然开战的重要原因
　　
　　西安事变后，“三位一体”军事同盟积极进行备战，周密部署，应对南京方面的军事威胁，使得蒋介石不敢轻易下令对西安开战。战争阴影又一次飘散，为抗日战争积蓄了力量。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随即国民政府调集5路大军近40个师向西安进逼，内战阴云再一次笼罩陕甘上空。面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西安军民义愤填膺，群情激愤。1937年元旦，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西郊机场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向南京政府示威，杨虎城等西北将领发出“歌电”，表明自己希望和平，但坚决自卫。
　　西安方面为了防备南京军队的进攻，重新部署了军队，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渭南、渭北、华阴、华县一带驻防，对潼关加强防备，构筑起了七道防线。杨虎城代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求红军立即派大部队到关中地区，给以全力支援。红军按照中共代表与杨虎城商定的计划，命令红军主力于1月中旬进至西安以北的陕西耀县、三原、淳化地区，准备支援张、杨部队作战；红十五军团经咸阳地区向东南挺进，16日到达商县，22日同活动于陕南的红七十四师会师。2月，该军团又撤到渭水以北，先后移驻陕西礼泉和甘肃庆阳的驿马关地区，红七十四师暂驻陕南地区，准备配合当地十七路军一部，保障东北军、十七路军主力的侧翼安全。追击军继续跟踪、监视胡宗南部，进至天水东北地区，拟配合东北军王以哲部作战。
　　面对西安方面的军事部署以及社会舆论的谴责，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对陕策略。蒋介石在给顾祝同的密电中说：“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军能有一部和平进驻西安城，然后相机再用根本解决是为上策。其次，使东北军能离陕入陇，赤匪旁观中立，俾杨逆孤立心寒，然后攻之，亦不失为中策，望照此意应用进行。”[5]第二天，蒋再致电指示：“以战事应充分准备，但不轻易发动。又望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而达到政治解决为目的。”[6]这表明，蒋介石迫于“三位一体”军事部署周密，希望和平分化瓦解西安方面。
　　蒋介石早在12月29日派人告诉杨虎城，张学良即将回陕；可时隔多日，蒋就是不放张学良回西安。杨强烈要求蒋放张回西安主持西安事变善后事宜，但双方经过几次谈判，仍然未果。杨虎城致电蒋介石：西安方面“虽积极作战，但彼方决不肯为戎首。”[7]表明希望和平解决，但决不妥协。西安方面的严正立场及军事部署，使蒋不得不收敛其军事威胁的程度。他指示中央军“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且总攻击令必须中央核定为要”。[8]
　　但是西安方面对是战是和还摇摆不定，且内部斗争十分激烈，致使南京方面找到破绽。双方经过协商，一致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方面主战派表示，张学良未回来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进逼，不惜决一死战。2月初，主战派枪杀了主和派将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前线瓦解更为严重，严重地削弱了西安方面的力量。蒋介石趁机对西安采取强硬的态度，给杨虎城撤职留任处分。接着顾祝同率军进驻西安，东北军被调往江苏、安徽、河南，后经多次换防整编，逐步被分化瓦解。十七路军被撤军，改编为三十八军，调到三原一带驻防，杨虎城也被逼出国考察。红军开到西安的部队又回到了陕北；抗战爆发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陆续开赴前线对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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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评述：西安事变是一军事政变，但是很显然它有其独特的地位和背景，在中国历史上散发着不灭的光辉！
       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杨虎城等都已经成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了。但我们很多人都只是从他们个人的角度去简单分析西安事变的原因，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因素——其发动和解决无不与军事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军事同盟进行的军事协商和严密而有效的军事部署以及面对强敌进攻的积极应对，是西安事变发动和解决的军事基础，并为其提供了坚强的军事保障和武力基础。
      西安事变很有力的诠释了“时势造英雄”这一古语！纵观整个西安事变，军事因素无疑是其中的关键因素。西北“三位一体”军事同盟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准备了条件，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保障，为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奠定了基础。因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是国际国内矛盾激化的结果，但军事因素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而非几个民族英雄头脑一热，就干出来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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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色秦羽 金币 +12 不管你是否接受 红包敬上！ 2010-9-13 13:53

张学良真的要死一心抗日的话，当初又何必一枪不发撤出东北，难道他的条件会比抗联还要艰苦吗？这中间的曲曲道道谁说的清楚，何况史书是由胜利者谱写的，除非穿越回去，要不永远不会知道真相。

要想对历史作出定论，你就得有大量详实可靠的资料。楼主你有吗？没有的话，结论从何而来？

楼主可以去看看最近香港出版的《劫蒋者之梦》——披露了张为什么要劫蒋。为已为自己不可告人之目的，不是为国为民嘛。客观存在的是西安事变救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它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楼主哟，你可以去看看嘛。

张不明白政治是如何玩的。太小掌权，没经过残酷的斗争，上当了。也不好好学习。没头脑。不过最后老来才明白。所以一生不回大陆。我也想表明对此公的看法。不是个好人。也不是个好军人。

对！楼主的一句时势造英雄说到了点子上，古往今来，大多数英雄皆是时势所造，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我可以保证，楼上说的劫蒋者之梦楼主一定没看过。唐德刚的张学良回忆录也没翻过。而且楼主一定做梦也想不到，其实GCD一开始是强烈主张杀蒋的，但后来为啥又保蒋了呢？再者，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吗？楼主仅从百度狗狗了几篇文章，而且都是河蟹版的大路货，就敢分析西安事变的深层原因，实在可笑。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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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色秦羽 金币 +3 回复认真，鼓励！ 2010-9-13 1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