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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之女林晓霖向在“文革”中受父亲迫害、牵连的人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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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开始时，我是保守派组织“八八战斗团”的骨干，不是保守派的领袖。当时，哈尔滨各高校集中到我们哈军工进行了一次大辩论，保守派和造反派各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大辩论的那篇文章的名字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从演讲台下来时，工作人员立刻收到40个条子，要我的这个稿子。他们从我手里拿走稿子，赶紧抄，还有打印的。整个东北散发得很广。我没想到，这个事情影响特别大，引起造反派到北京告我的状.....

    告到“林办”后，很快就出现了一份《林彪声明》，说我政治落后什么的。后来在一本《毛家湾纪实》的书里，父亲秘书赵根生回忆说，这份声明其实是叶群完成的，然后就在全国广泛散发。这份声明一下子把我打入地狱，让我死不得、活不成，搞成个反革命一样。因为当时，按照“公安六条”，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在这份声明散发前，他们用欺骗的手段，用飞机把我搞到了新疆戈壁滩上软禁起来。在新疆，有人对我宣布了这份声明后，我大哭了一场，给林彪写了一封断绝父女关系的信。我还绝食了。在“文革”中，我绝食了好几次。

    我当时的政治观点，就是保守派的观点。我反对打倒老干部，把他们批斗得那么惨。我看不下去，心里难过啊。把各级党委全部砸烂，靠边儿站，学院整个都瘫痪了，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对。我在大辩论那篇文章中，讲了很多道理，用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一些语录。我父亲和江青他们那个时候正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我却给“文化大革命”泼冷水。我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当时的整个大方向。我认为，他们如果不把我打下去，抛出那个声明，那中央“文革”小组能答应吗？他们支持造反派，而我作为林彪的女儿，却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这样，就把我作为牺牲品打下去。这是一种政治的需要。

    “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我很快就知道了。领导找我谈话，我很震惊。在头几天，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很多人过去见面，都笑嘻嘻、很热情，怎么一下子都拉下脸不理了。过“十一”，报纸上也没有父亲的名字了。我夜里睡不着，预感大祸要来临。虽然我写了断绝父女关系的信，但这时候，骨肉之情就冒出来了。我后来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真相。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的二号人物，对“文革”造成的灾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老战友、对不起老部下、对不起他战斗过的地方的父老乡亲。这是我的看法。作为林彪的女儿，我义不容辞地，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

    我读过余秋雨写的《借我一生》，看到他家在“文革”中受到很大打击。我见到他时，替我父亲向他家谢罪；在王光美追悼会上，我见到刘少奇的孩子，也向他们谢罪；老舍在“文革”中自杀，我也向老舍的孩子舒乙谢罪；井冈山联谊会时，到场的都是老红军的一些子女，我站起来向他们替我父亲谢罪。我到过广东惠州一个部队，这是我父亲曾经带过的一个部队，我也谢罪。这么多年来，在很多场合，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替我父亲谢罪。我谢罪，不为求得他们的宽恕。他们遭受这么大的灾难，我明白，这是宽恕不了的。有人对我说，你谢罪有什么用，你又没有钱，也没有权。你谢罪，也给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么些年，很多人死去了、走了，还有少数在人间。我感到很对不起他们，但我真是无能为力。替父羞愧和谢罪，已无济于事，只是一种内心沉重而持久的感受罢了。

    这些年，我在替父亲谢罪的同时，也努力希望我父亲曾经带领过的部队在战争岁月里的功绩能够得到肯定。1994年1月，当时四野战史没有着落，而其他野战军史正在编写甚至听说有的已完稿，我给陈云同志写信提出写四野战史及修建平津战役纪念馆，这个事情后来解决了。我这样做，都是出于谢罪感及责任感。现在，官方对父亲的评价有改善，我觉得，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表现。这是一个进步，向着历史的真相跨近了一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起来很简单，真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size]

林晓霖的谢罪精神值得肯定，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宽容意识和博爱心态，这是民主的、自由的、向善的意识的体验。

林彪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功勋也是不可磨灭的!

文化大革命是林彪一个人决定的了得吗？只有他才应该谢罪吗？

看着让人感动啊 感觉就像辛德勒最后的哭泣。

林彪有罪。但是罪不及子女。不过为林晓霖的勇气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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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帖最后由 shou926 于 2007-10-26 01:58 编辑 [/i]]